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亲友写信给，请求给予帮助。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既坚持原则，又富人情味，用不同方式处理了各种亲情关系。

　　1949年10月9日，致电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又致电杨开智，“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杨开慧作为烈士，其母理应享受烈属待遇，故要王首道“可给若干帮助”，但对杨开智等人，则断然拒绝了其要求。

　　众亲友的“求助”内容五花八门，以要求进京工作者居多。母亲文氏家族表兄文凯要求到北京工作，给表兄文涧泉复信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还亲自复信文凯。堂妹毛泽建过继女儿陈国生、房叔毛贻华、房侄毛远悌等也写信要求到北京工作，都被婉言拒绝。

　　然而，当亲朋好友遇到真正困难，总是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毛岳乔是老友，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给其家人汇去三百万元（旧币），以报答当年之恩。这些钱在当时不是小额。

　　李漱清是湘潭乡村教师，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李漱清之子李耿侯是亲自介绍于1925年加入中国的，1928年牺牲于湘南。对这样的前辈和烈属，对其照顾的确上心。1950年4月，致信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已告统战部李部长，如李介侯（李耿侯弟弟）到时设法令其入学。”在关照下，李介侯进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李介侯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安排工作，在信上批示：“请王副部长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

　　对于烈士家属，的态度是：既要坚决支持普遍性照顾，但又不要单独性特殊，而是一视同仁地抚恤。

　　陈玉英自1926年冬至1930年秋，一直在和杨开慧家中做保姆。杨开慧被捕后，她也入狱，并与敌人作了不屈斗争。1957年6月，陈玉英因女儿孙燕升高中之事写信求助，复信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又因下放农村事去信，同意陈玉英母女留在城里，要她们向当地政府说明情况，特别是要把“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读一下”。即使像陈玉英这样关系特近的人，仍然不失处理分寸，该给的一定给，不该办的坚决不办。

　　1954年4月29日，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我的亲戚唐家蚝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勤耕守法。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有的乡邻故交，也想“借力发力”，但明察秋毫，一概拒绝。如前文中所提的李漱清曾向反映一些情况，提出一些不适建议，复信于他：“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还有个别的早年老友甚至提出一些如请求介绍入党的过分要求。曾给早年在自己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过的张鼎复信：“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这种企图“拉大旗”的做法，心知肚明，及时予以点破。